东台盐业历史(ZT)

谢家湾

东台地滨黄海，自古盛产盐，历史上曾是全国的重产盐区之一，也曾因老政区内的“淮南中十场”而闻名天下。 据《史记》载， 公元前195年， 西汉吴王刘 在封国（古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 盗铸钱， 东海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刘 列传》）以增加财源，扩张势力。从此，开创了东台境内盐业生产的历史。当时，由于西溪以东尚是海水滔滔的大海，所以境内盐区还在西溪以西一带。汉武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财经政策方面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在盐铁产制旺地设置盐铁官署，并没收私人煮盐铸铁器具，将盐铁产运销之权统一收归朝廷。其时，在今盐城设盐渎县，专管产盐。元狩四年（前119年）为解决国家财政急难，汉武帝招募民众煮盐。《史记.平淮书》 载，“愿募自给费， 因官器作煮盐（又称煎盐），官与牢盆（牢，粮食；盆，煮盐器具）”。也就是说，官府提供煮盐器具，雇工煮盐，发给费用。当时盐民煎盐纳官进行的是具有服劳役性的劳动，其地位低下，向来被视为“土民”、“贱民”。尽管如此，煎盐还是开始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汉时的产盐方式是直接煎炼海水结晶为盐。煎具使用盘又称盘铁，一副盘铁由四角组成，每角又分多块，厚10～13厘米，每块重50余公斤，合则500余公斤，分户保管，彼此牵制，官方监督，以防私煎。使用时拼成一盘，直径3米多，周围边高0.4米，用铁栓合成，底平如盂，缝隙经卤汁结塞不漏。盘铁下为用土垡砌成的圆灶（即盐灶），四周设灶门七八眼用以烧草。一灶配盘铁一副，有盐民数家，轮流共煎，亦称团煎、团煮，灶民之称亦始此。盐灶周围弓京芦芭障用以挡风，露天操作，遇雨即停煎。一般在暑天或旱季举火，燃热盘铁，盐民们往灼热的盘铁上泼海水取盐。烧一昼夜谓之一伏火，可煎六盘，每盘200公斤左右。由于盘铁厚而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连续生产半个月左右。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较为笨重，而且煎盐费时费燃料，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但随着盐丁的增多，规模的扩大，沿海煎盐逐渐兴起。 到了唐代，由于海水常年累月带来泥沙的沉淀，海岸线逐渐由东冈沙堤（自然形成的堤，即今范公堤基）东移，当时境内新淤陆地土质盐分极高，盐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堤岸沿线的南北地带相继建立了虎墩场（元代改称富安场）、小陶场（北宋改称安丰场）、东台场等。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全国产盐区设五国十监管理盐场，东台盐区归属海陵县海陵监（监署设于今泰州）。当时，在海陵、盐城两监，曾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但由于沿海生产条件极其艰苦，自愿迁来者仍然很少，劳动力奇缺。刘晏任两淮转运使以后，改革盐法，废官营专卖制为官商专卖制，并在盐场设盐官，监督盐民自行产盐，负责把盐民生产出来的盐全部收购，然后就地卖给盐商，盐税加入盐价之中，盐商交款后，就可以自由运往各地销售。从而使盐民不受存盐莫售之苦，商人亦无积压资本之顾忧，既调动了盐民产盐的积极性，又引来了一批四方游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故而，淮南盐异军突起，东台盐业也从此走向兴旺，而成为淮南重产盐区。 南唐升元元年（937年），泰州海陵监署移驻东台场（署治今人民大会堂址）， 管辖境内南北8个盐场，其时的制盐方法已较汉代有很大进步，不再直接煮炼海水成盐，而是先淋卤再煎卤成盐。广大灶民开沟引潮，铺设亭场（亭户之名始此）。创造了“刺土成盐法”，即耕海边咸土，隔宿之后，将土覆盖草上作溜，溜高0.7米左右，方3.5米，底设竹筒，在溜边砌一卤井，用海水浇溜淋卤，经竹筒流入卤井，然后入煎。此法不仅成盐快，而且出盐率高。据唐《元和郡县志》曰：“今海陵县官置盐监一，岁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足见当时东台境内的盐产总数已相当可观。 宋代的盐业生产承唐、五代旧制，仍实行民制官收商销。并划分严格的行销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当时，扬州设盐转运院，产盐区的管理机构大为监 ，监管场。北宋开宝七年（974年）海陵监移撤后，在西溪设盐仓监管辖何垛、东台、丁溪、草堰、白驹、刘庄各场。各场煎盐实行催煎制，盐官为每灶丁制定一年的“额盐”，称为“丁额盐或正额盐“。规定灶丁每年煎正盐35石，折合2625公斤（《太平寰宇记》）。各场还设催煎官若干，专门监督、催促、稽查灶民煎盐。天圣六年（1028年）范公堤筑成后，阻挡海潮，遮护民田，屏蔽盐灶，使盐业生产有了保障。此时的灶民利用广大的滩涂草荡资源，大胆实践，择盐份重、土质硬的平地摊晒草灰淋卤，在“刺土成盐”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晒灰采卤法”。其煎盐经过碎场、晒灰、淋卤、试莲、煎盐、采花等6道工序后，不仅出盐率更进一成，而且盐质“色白、粒大、干”，时有“淮盐甲天下”之称，境内各场所产之盐自然在内。据史料载，宋时的盐税收入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当时，两淮共建盐场25座，其中22座为淮南所属，盐课占全国之首，而淮南又以海陵监所辖盐场产盐为最厚。据《宋史．食货志》载：淮南有楚州盐城监（辖7场），年产盐41.7万担；通州丰利监（辖7场），年产盐48.9万担；泰州海陵监（辖8场），年产盐65.6万余担。由此可见，东台宋时已为淮南产盐之冠。 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入海，沿海淤积成陆速度加快，淮南范公堤西盐场相继废置，盐灶东移至堤东近海荡地。乾道七年（1171年）撤西溪盐仓，各场始设场大使（场官）分治。至元代，东台、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白驹等场均已建成，各场沿范公堤设立场公署，其辖地由范公堤逐渐向东直线辐射至10多公里之外的近海海滩。据明《淮南中十场志》和清嘉庆《东台县志》等有关史料记载，明代，境内盐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当时境内设泰州盐运分司（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设）驻东台场，管辖木并茶、角斜、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小海、草堰等10场，史称“淮南中十场”，各场均在东台老政区内，其中东台、何垛、梁垛、安丰、富安5 场在今政区内。且由于海岸线的东移，盐区已东播至今南沈灶一线。当时各场仍仿前制，灶民煎盐纳官，官付给工本费。正统六年（1441年），官府将工本费易钞为米，灶民得以勉强糊口。这在当时乃是一种进步，刺激了灶民煎盐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进一步改革盐法，废除传统的官盐制，实行商灶制，将原来的官府收盐改为专商（时称垣商，又叫场商）收购，同时，大力倡导改造煎具，广泛建造小盐灶，统一制造直径1米深20厘米的铁锅和直径1米深7 厘米的铁丿，发至灶户自煎。锅丿煎盐不仅轻便易操作，而且煎盐省工省草。东台各场盐灶使用锅丿以后，始建灶房，土墙草盖，以蔽风雨。屋内置盐灶，一座灶一般一锅两丿或一锅三丿，前丿后锅，锅深丿浅，锅预热卤水，丿煎盐。即盐灶起火后，将卤池中的卤水装锅预热，然后把热卤舀入丿中煎熬，直至结晶成盐，如此作业，昼夜不停。当时，24小时为“一伏火”，一座盐灶一伏火可产盐二三百斤。盐产量大幅度提高，盐业市场进一步活跃。东台境内的盐业生产也从此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仅东台、何垛、安丰、梁垛、富安等5场，多数年份盐产量近200万担，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最高峰，实现年产量225.8万担。盐业的兴旺，吸引了四方游民，纷纷来到各场煎盐为生。一时间，出现了“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的壮景。与此同时，淮南盐区，尤其是古扬州（东台县时属扬州府泰州）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盐商，乾隆为之感叹说：“盐商之财伟哉！”其生活也是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安丰场诗人吴嘉纪曾用诗对盐商的豪华奢侈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广陵（即扬州）奢尤甚，巨室如王公，食肉被纨素，极意媚微躬，欢乐成 愚，不幸财货丰。”可那些创造财富的广大盐民，其生活则苦不堪言。正如吴嘉纪诗中写到的“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黧黑发蓬蓬。百年绝少人生乐，万族无如灶户穷。” 由于东台处于淮河、长江两大流经入海的汇流处，清代中叶新生陆地泥沙含盐量开始减少，而海岸线东移的速度仍然较快，至清嘉庆时海岸线已移至今黄海公路以东二三十里的地带。黄海公路以西的广大灶区，潮汐不至，土卤日淡。加之清王朝的逐渐衰败，整个淮盐都走向衰落。境内从唐至清跨越5个朝代兴旺发达的盐业生产至此也由鼎盛时期跌落下来。据统计，嘉庆七年（1802年）东台、何垛、富安、安丰、梁垛5场产盐225.6万担，道光六年（1826年）产盐69.84万担，年产量以4.77 ％的速度逐年递减。清末民初，曹 丿 、三仓、唐洋一线以东地区土壤含盐量也日淡，到处是茂密的草荡，盐民私垦者众多。民初，实业家张謇在沿海兴办盐垦公司，大规模开垦植棉。盐业生产的衰落加剧，致使民国ZF被迫多次裁场倒灶，但东台沿海的盐业生产直至20世纪50年代，在淮南都占居一定的地位，泰属总场公署及以后的两淮盐务管理局、淮南盐务管理局等均曾设驻东台城。新中国成立后废灶兴垦的步伐加快，至1961年盐民全部转农，仅剩6副盐灶、亭场续煎作为副业，年产盐仅有6000多担，到1987 年全部息火停煎。至此结束了东台两千年余的产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