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城有条兰香巷，这条宽不足2米的小巷里走出了我国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家戈公振先生。古朴的清代民居，砖木结构，穿堂三进，“寿”字图案花墙，六面壁板，格扇门窗。这里，便是戈公振故居。门内首楣上，高悬着周巍峙所题的“戈公振纪念馆”匾额。
馆内珍藏着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由戈公振侄子、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捐赠，为国家一级文物。照片上方有“1929年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摄影”的留言纪念。从左往右数，第28位就是戈公振先生。
戈公振1890年11月出生在东台城里的一个书香之家，自幼聪慧敏思。他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进入东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学习，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并与哥哥一起考取张謇创办的南通师范。可因家庭经济困难，戈公振毅然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哥哥。恩师夏寅官看到优秀学子失学，很是心疼，便聘请戈公振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1912年8月，原东台中学堂教员陈祺寿创办《东台日报》。夏寅官知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介绍戈公振到陈祺寿的报馆去工作。
从担任《东台日报》编辑工作开始，戈公振奋发自学，步入学者行列，深得狄楚青先生器重，得任上海《时报》总编，后又得史量才先生赏识，任职于《申报》。戈公振以办报救国为宗旨，把国外先进经验运用到办报实践中，主张各报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发挥宗旨和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
当年戈公振参加上海日报公会组织的东北视察团，在北平受到新闻界同仁、欧美同学的欢迎，为上海新闻界和北平各方面的协调起到新闻导向作用。1932年，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戈公振以记者兼翻译身份参与调查全过程。戈公振知道去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有危险，途经北京时写下遗书，托堂弟戈绍龙交给妹妹戈绍怡。他在遗书中写道：“我誓死赴东北调查，一定要给广大读者有个真实的交代。”代表团一到沈阳，就受到日伪军的恫吓，但戈公振不顾个人危险，先后三次悄然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实地调查日军侵华真相，欲还真相于天下。
1935年11月，戈公振先生英年早逝。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邹韬奋悼戈公振文后，挥笔写下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在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如今，戈公振纪念馆门前照壁上，镌刻着沈钧儒先生亲笔题写的“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这五个大字，遒劲有力，展现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拳拳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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