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发现之前的信仰是邪教，好荣幸啊！

山姆怀斯

    在我国，明确认定的邪教组织共有14个。中公、国办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
    呼喊派组织情况：李常受于1962年在美国创立，1979年渗透到我国。1983年活动已涉及20个省、自治区的360个县市，蒙骗群众20余万人。社会危害：李常受妄称“基督是我，我也是基督”。造成此次招远血案的“全能神”教主赵维山曾是该团体的黑龙江骨干。近年来，该组织逐步演变出“常受教”“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被立王”“主神教”“实际神”“东方闪电”等派系。

    原来李常受这么嚣张啊，以前也没听说过这话啊？还有，呼喊派的名字逊毙了呀。

守望幸福

没有教派信仰的路过！

山姆怀斯

前世今生：地方教会与倪柝声反革命案
    原名倪述祖（Henry Nee），归信后更名倪柝声（Watchman Nee，倪儆夫），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中国基督教新教自立教会运动“地方教会”运动兴起人，他将中国基督教新教早期福音的性质转为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以及为着教会建造的方向。
    2009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彰1972年为主殉道的中国宣道士倪柝声（Watchman Nee），肯定中国基督教界这位伟大先驱的浩瀚属灵成就。倪柝声虽已为主殉道三十多年，但他的为人和事工仍然持续影响着中国上百万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国境外有超过三千处的教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几百处，都将倪柝声视为他们属灵和神学上的创始人之一。据估计，中国有一亿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数百万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倪柝声的属灵后代。倪柝声是第一位对西方基督徒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许多西方教会领袖以倪柝声对全球属灵文化的贡献为荣。议员们希望有朝一日，倪柝声的著作能在中国自由地出版发行。
    “地方教会”，最大的本土基督教组织。李常受当年受倪柝声之命前往台湾发展，至于后来怎么样就没查了，对倪还是同情和佩服的。

山姆怀斯

   1950年以后，中共正在进行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外国传教士陆续被逐出中国大陆，基督教各大公会失去来自英美差会的支持，在政治形势变化(控诉运动)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迅速加入由中国新政府控制的三自爱国运动。此后，仍处于中国政府控制之外的就只剩下一些中国基督徒创立的团体，如耶稣家庭、真耶稣教会和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因此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在1949年—1951年间的短时期内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不过，不久以后，这几个基督徒团体就在1950年代的几次政治运动中成为受打击的主要对象。
    1950年，土改运动开始，倪柝声、李渊如、俞成华、汪佩真联名指示全国各地475个聚会处负责人，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送往福建省人民政府，要求保留鼓岭执事之家的房产土地。后来，鼓岭执事之家被定为团体地主，。1951年3月，全体在鼓岭执事之家的人员受到管制，达半年之久。管制结束之后，执事之家的全部土地、房屋概行没收，执事之家的人员全体离开。。1952年1月19日，《天风》发表福州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处关于鼓岭基督教执事之家破坏土改问题的调查报告，将其定性为破坏土改的政治罪行，并将矛头直指倪柝声本人。
    控诉运动朝鲜战争期间，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倪柝声应邀参加，“拟了一个通知，是由北京协和印刷局承印的，通知聚会处的信徒都要拥护三自”。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了“基督教控诉运动”。控诉运动在原来有西方差会背景的教派中推行顺利，但是在地方教会中，虽然亦召开了控诉会，但是并无帝国主义分子可供控诉，于是政府工作队将批判矛头指向地方教会的属灵信仰，称之为“落后思想”。由于信徒的内心抗拒，在大部分地方地方教会进行的控诉运动，总体而言无法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
    在上海南阳路聚会所内举行的控诉会上，信徒吴维尊在政府指导员的推动下，起来“站到人民立场上”控诉姊妹蒙头、诗歌、传福音等四个问题，激起信徒强烈的反控诉情绪，会场陷于一片混乱。
    政府组织的控诉运动，仅在南京等少数地方的地方教会中有所进展。在1951年6月举行的全市控诉大会中，地方教会被指控为“一贯散布反动谣言”，长老丁荣施上台检讨，但仍被认为不够深刻。8月14日，南京《新华日报》刊登文章《揭开属灵的外衣—祠堂巷聚会处的反动活动》，将地方教会定性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来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工具”，8月，政府发动南京地方教会的裴宏恩、任定一、傅保罗、张西吉等信徒，控诉雷志伯、季永同、丁荣施、马宗符等长老把持教会，女信徒在教会中说话要蒙头，不许男女信徒一起谈天等，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
    同年年底，北方一处较大的地方教会——青岛地方教会的张子洁长老以“反革命罪”被捕。
    1951年底，倪柝声向政府控告三自革新委员会在进行控诉运动时，出现以现代派打击“属灵派”的问题。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将倪柝声经营的中国生化制药厂并入沈阳东北制药总厂，倪柝声担任工厂管理委员会主任。1952年2月，针对私营业主的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宗教界展开，政府及三自委员会大力推动信徒揭发犯有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罪名的“基督教败类”，三自运动领袖之一刘良模亦配合运动，发表文章，要求“揭穿”“隐藏在教会内”的“大老虎”的虔诚面貌。上海地方教会所办以琳印刷所的工人亦受鼓动，张贴许多控诉标语，事后参与的工人遭到教会处理，被停止擘饼。
    1952年4月10日，倪柝声被东北公安部秘密逮捕，关押在东北。其审理时间长达四年。起初被控以偷税漏税罪名。
    政府、三自和地方教会都封锁倪柝声已经被捕的消息，绝大部分信徒都是在数年后才了解这一消息。
    倪柝声被捕以后，上海地方教会的同工、长老对三自的态度趋于强硬。1952年10月20日，张愚之在北京，由当地教会长老阎迦勒陪同，前往拜会激烈反对三自运动的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1954年底，上海聚会处正式表示，要改变倪柝声参加三自的决定，退出三自。”
    1953年至1955年，各地地方教会陆续宣布退出“三自”。1955年4月，北京地方教会正式宣布退出“三自”。
    肃反运动中，多处地方教会领袖遭到抓捕。
    1955年5月，南京教会长老季永同及8名信徒因散发意见书而遭逮捕。杭州教会负责人赵避尘、徐永明以非法行医罪名被捕。8月，北京教会长老阎迦勒受王明道案牵连被捕，写《样样都看清楚了》检讨自己的反三自言论。
    1956年1月，在中国大陆多个省份，尤其是地方教会信徒众多的浙江省、福建省，展开针对地方教会的镇压行动，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大批教会领袖。
    1956年1月29日夜，主日擘饼聚会结束以后，同工长老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均住在铜仁路文德里）、朱臣、陈本伟、孙凯、初立明、李铭亮等一同在上海被捕。南阳路聚会所办公楼被公安局占领，未被逮捕的其他十几位同工长老，包括俞成华、唐守临、周行义、杜忠臣、宣常铭、顾伯涛、任钟祥，以及左弗如、倪规箴、郭孩真、刘慧芬、桂如玉、纪钟毓等女同工，均被分别关押在会所楼上隔离审查，要求交代倪柝声的问题。七、八十位男女执事全部集中到新闸路常德路培明中学交待问题。
    俞成华始终拒绝控诉任何人，以求良心平安。政府认为他抗拒交待，从严处理，20天后被关进监狱拘留审查。由于接受日夜轮流审讯，睡眠不足，俞成华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昏迷了三次，4月12日被保外就医，4月13日在上海宏仁医院去世。左弗如、唐守临、任钟祥等人宣布站到“人民立场”上，左弗如还撰文《神在我的软弱上显明了他的大能》，描述她思想转变的过程。
    1月29日当天自下午起，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召集全国三自全体常委集中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直到午夜，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宣布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已经被捕，于是全体三自常委热烈鼓掌，表示感谢政府为基督教界除害。
    1月31日，市政协召开座谈会，在会上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从1956年2月8日起，上海市公安局在南京西路铜仁路口卫生学校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组织1.3万多人参观。2月3日，政府在南阳路聚会所召开4000人的控诉大会（包括江、浙地方教会以及上海各公会的负责人），执事刘约翰（中山医院医生）、许梅骊（二医学生）、张主怀（交大学生）、女同工左弗如、郭孩真、乔静文、范在甲（生化药厂工人）、陈说如（以琳印刷所）、张振华和张锡康共10人上台揭发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政府又组织这些政治积极分子成立信徒学习委员会，领导信徒学习政治。
    1953年倪柝声案移送上海审理，同年审理结案。随后在监狱内反省数年，以后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才在选定的合适时机进行公开判决。1956年6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倪柝声多项远远足以判处极刑的耸人听闻的罪名，尽量上纲上线，“批判从严”，“稳、狠、准地给予严重打击”：
    倪柝声以其一贯的作风，在法庭上没有否认对他的指控。最后将倪柝声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关进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倪柝声15年刑满以后，当局将他继续关押，最后在1972年6月1日凌晨，倪柝声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逝世。现在倪柝声与妻子张品蕙、二弟倪怀祖、弟媳徐奉先一同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1958年10月，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其他案犯判刑。李渊如、汪佩真被指控在倪被捕后，变本加厉地组织反政府行动（退出三自），以反革命罪被判处15年徒刑。两人都一直没有出狱，文革期间病故。张愚之判刑12年，在青海劳改。释放后由于帮助基督徒逃离上海、传福音等罪名再次被捕，于1970年4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公审后被枪决。蓝志一判刑10年，押解青海劳动改造。释放后，返回家人居住地武汉。陈本微判刑十年。
    许多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指控属实，并同情倪的遭遇。但倪的家人和1980年代出狱的蓝志一，由于地方教会的信仰特点，没有要求政府平反。

山姆怀斯

本身历史遗留问题，再加上这么多支派都邪教了，不邪教也难啊。
当时年纪小的时候信仰过那么几年，对个人性格还是有好处的。
不过对信仰永生什么的不感兴趣，就慢慢退出了。

moli

       人民大众和治国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百姓相信，官场也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国家是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问题就在这，改革开放30年，经济是发展了，却把一个民族的信仰搞丢了。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普通大众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这是最可怕的。

        毛泽东活着，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毛泽东死了，金钱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太阳。 以金钱为主导的价值观，必然出问题。都为了钱，官场就会腐败，买官卖官。都为了钱，教育也会腐败，高学费，低质量，一个大学就会变成文凭批发部。都为了钱，医院就不再施行人道主义，就会见死不救。都为了钱，企业就会生产假劣产品，残害大众。……这就是30年来存在的最大问题。 当今所有的乱象，皆出于信仰的丢失。  金钱主导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全民族共识。原因也在于“四高问题”——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   
 
       你有辆宝马，我骑个自行车，我不嫌丢人。你穿世界名牌，我穿30块钱的衣服也不自轻。但是，你让我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那不行了！因为后者是我作为一个动物的低级要求。

    人只有满足了低级需求，才有可能去追求高级需要——服务社会，追求远大理想。一个国家的90%的人群，都在为低级需求而终生奋斗，那么就不去追求高级的，因为没有条件去追求。主要应该是这样的。

       今天的某些既得利益者，罔顾党和国家的三令五申，连几千年的治国理念也不要了。让广劳动者为低级需求而毕生奋斗，这样，国人的精神境界如何提高，社会道德何以净化？民族创造力何以谈起？

    今天的中下层人民，之所以看重金钱，是因为他们的确离开钱不能活。是现实把他们逼成这样了，逼着他们把金钱当作价值观的全部。

       为人民服务，让百姓吐气，让民族扬眉，让贪官却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也是立国之本，我们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毛的理论，但根子不能动。  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国家没根子，人心不就乱了吗？

       如果另搞一套理论，能得到90%的中国人民认可吗？中国人民都不认可，光你主流媒体喊叫有啥用？大家的心还是散的。对不对？奇怪的是，某些人另搞一套还不算，还骂毛泽东，骂毛泽东思想，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些做法，就是让中国人民信仰危机的根子。网上写篇文章，一有怜民的、针砭时政的、推崇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马上删了。可那袁腾飞公然骂毛泽东，一个大中国却没有人处置。这不奇怪吗？

moli

这些不是我说的，是习大大说的。

水上跳舞的天鹅

东方闪电啥的，很像游戏里的名字啊